CQ9电子官方网站大国权力转移宗教的复兴权力意味着世界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如果权力是有特殊企图的控制，那么暴力、财富和知识是社会权力的基本源泉，三者决定社会权力的分配。暴力作为一种力量源泉不会很快结束，财富仍将是可畏的权势工具，但最高质量的权力源泉是知识。
21世纪，技术和信息的掌握是知识权力有力的体现。在国家层面，在暴力、财富、知识的权力三角中，任何偏废都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显赫地位。不了解这三样工具如何变动的人，等于是搭上通往经济衰亡的火车。
然而，在未来最重要的权力转移不是人与人、机构与机构或者国与国之间的转移，而是当社会在面临未来的冲击时发生在暴力、财富和知识之间的隐蔽的权力转移。
20世纪十年代，权力转移的时代刚刚开始，未来会出现人人争分一杯羹的局面。“东方”陷入混乱，“南方”日益分化，欧美等“西方”国家冲突不断。我们看到一个狂乱的世界，无数的峰会、会议、条约和外交使团会晤在努力建立全球新秩序。
虽然从稳定到人口增长的所有因素都有影响，但暴力、财富和知识仍然是大多数权力的三大主要来源，而它们都在被革新的过程中。
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停止军备竞赛之后，其他一些国家纷纷赶来填补空缺。印度从1986年以来，它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武器买家，仅在1987年所采购的武器比两伊战争的采购总量还多。印度的这一政策招来日本的强烈抨击，而印度也给予了反驳。印度已经拥有核武器，希望能够制造导弹并将核武器发送到1500英里以外的地方，巴基斯坦也已经制造出短程导弹。而克什米尔问题一直是印巴正常关系的障碍。
埃及、伊拉克和阿根廷都参加了合作制造导弹的项目。暴力本身越来越依赖于微电子、光学、人工智能、卫星、通信、模拟技术和软件等知识密集型技术。
日本前内阁官员石原慎太郎的著作《日本可以说不》指出，要大幅提高核武器打击的精准度，任何国家都离不开日本极其先进的半导体技术。暴力对知识的依赖日益增强，它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今具有历史性权力的转移。
当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整合生产和分销，收购外国公司，吸引世界智囊时，不可避免地需要许多国家的新资金来源，而且需要资金迅速到位。
因此，各国竞相“解放”资本市场，让各种投资能够跨越国界，自由流动。这样做的后果是形成了不断上涨的资本的海洋。然而，这会把中央银行和国家的权力转走，削弱主权并引入一个新的危险：全球范围的金融震颤的危险。
欧洲的统一货币会降低各个国家应对自身独特经济问题的灵活性，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中式的权力的转移。一些建议会加强欧盟委员会对欧洲各主权国家预算的控制，甚至远远超过美国联邦政府对其50个州的控制。
在这种权力重新分配发生的同时，整个财富系统开始演变成超级信息符号经济。所以财富和暴力一样，既发生转移也被改变。
近几十年来，计算机如野火般迅速蔓延，被称为“自活字印刷术甚至书写发明以来，最重要的变革”。知识的新陈代谢速度越来越快。知识正在重组，其发生的深度至少与暴力和财富一样，意味着权力三角中的所有三个元素都同时发生性的变化。
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其中暴力和财富权利来源变得越来越依赖知识。这就是文明与国家兴衰更替的背景，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大多数权力评估都偏离了正轨。
仔细回看整个冷战期，我们发现美国的权力基础很宽广，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还具备最高的经济影响力CQ9电子，也是全球最好的知识供应国。从精密的科学技术到大众文化，全世界都希望效仿它。
相比之下，苏联的权力完全不平衡，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只来自军事力量，经济在国内举步维艰，在全球体系中更是无关紧要。在冷战这场竞赛中，赢家是权力平衡的美国，而不是一条腿的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当代国际生活中，宗教引发的冲突事件日趋明显，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伊朗的国号全称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全世界只有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和毛里塔尼亚4个国家把“伊斯兰共和国”写进了国号里。
英国作家萨曼·拉什迪的作品《撒旦诗篇》被阿亚图拉·霍梅尼（1902年5月12日-1989年6月3日）谴责为亵渎神灵。霍梅尼是伊朗的精神领袖和最高领袖，什叶派宗教学者，1979年伊朗推翻了巴列维国王。他是伊斯兰教法基赫的监护的扩展者，在海外穆斯林世界被称为“西方大众文化对伊斯兰教的虚拟形象”。
伊朗的最高领袖被视为神灵的代表，是伊斯兰教的神的化身，因此其决策几乎不容置疑。当时霍梅尼被尊称为月亮，成为了伊朗政权的缔造者。从那时开始，最高宗教领袖主导了政权，但却从未被认为犯有错误，总统的职责之一是成为政权决策中的替罪羊，这就是伊朗政权体系的基础。
1989年2月14日，霍梅尼在其发布的所谓“20世纪最重要的”“法特瓦”（宗教法令）中指出：我谨以真主的名义通知全世界虔诚的穆斯林，《撒旦诗篇》一书的作者已严重冒犯了伊斯兰教、先知和《古兰经》，必须将他们处死。我要求每个穆斯林不论在何处发现他们就立即执行其死刑，旨在使任何人都将不再敢亵渎穆斯林的神圣价值。无论谁因此而牺牲都将成为光荣的烈士，并将直园。
它在巴基斯坦引起死伤约90人的；它给英国和伊朗的外交关系蒙上了阴影，同时，欧洲共同体12国和伊朗互相撤回使节、停止高级官员互访就说明了这一点。
嗜血成性的霍梅尼号召斗士去刺杀拉什迪，并向世界各国政府发出这个历史性的信息。信息立即通过卫星、电视和平面媒体传达到全世界，然而，全世界都误读了这条信息。
霍梅尼要告诉世界：民族国家不再是世界舞台上唯一的甚至最重要的行为者。在表面上看，霍梅尼似乎在说，伊朗这个主权国家有“权力”规定其他主权国家的公民能或不能读什么书。在霍梅尼声称拥有这项权力并威胁要通过恐怖主义强制行使它时，猛地把审查制度这个国内问题弹上了国际舞台，成为全球性问题。
在西方大国霸权与地区霸权角逐相交织的中东地区，国家统治者如何避免因内部或发生江山易主，如何规避因外部干预而发生政权更迭，需要有高超的统治艺术和外交艺术。回顾历史，多数中东国家都未能逃避在内外势力冲击下改朝换代的历史命运。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中，埃及、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的君主制政权在的扫荡中被推翻，代之以军人主政的世俗制和共和制政权，而这些政权又被2010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推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和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因谋求地区霸权并与西方对抗，先后成为西方新干涉主义的牺牲品，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早在1979年就被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所颠覆。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胜利后，伊斯兰世界的不同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其余波的冲击。伊斯兰复兴运动由此步入前所未有的。
当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实际上存在着三股既有区别，又相互交织的社会潮流。它们是纯宗教性的民间复兴CQ9电子，具有宗教-性或-宗教性的新泛伊斯兰主义，以及纯性的伊斯兰主义。
当代的“伊斯兰复兴”，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周期性出现的宗教复兴的再现，与历史上的宗教复兴相比，具有其新特点：它是超民族、超国家的世界范围的复兴；具有多个中心而无统一指挥、行动、计划；复兴与复兴运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伊斯兰化召唤下以求实现个人的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
伊斯兰主义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第三股表现形式。伊斯兰主义不是宗教，但它需要宗教、需要宗教名义，掩盖其全面地或部分地实现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主张、行为CQ9电子。本质上，伊斯兰主义即伊斯兰法治主义。
伊斯兰主义的体现者，因伊斯兰教派的不同而有别。在逊尼派伊斯兰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由某些国家当政者利用国家机器强制推行其主张；在民间则由某些小社团或反对派予以体现。在十叶派伊斯兰教流传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是由它的教界，即教士阶层：乡村毛拉、城镇的乌里玛、穆智台希德、阿亚图拉予以体现。
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精神产品。在阿拉伯人步出半岛沙漠后，伊斯兰教逐渐由民族宗教演变为世界宗教。伊斯兰教虽为大多数民众所信仰，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却处于次要的、隶属的地位。
可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随后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被穆斯林视为圣地的圣寺）被焚，使得原有的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领土之争，演变为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与以色列人的、领土之外的宗教-之争。由此引发其后的宗教向的演变，导致伊斯兰化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使得鼓吹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实现社会生活伊斯兰化的社会主张，吸引很大一部分人群，反美反以受到很大一部分民众的支持。
加之大批“圣战者”涌入阿富汗投入抗苏战争，为其后的反美活动集聚了能量。“9·11”恐怖袭击事件，不过是宗教极端分子反美的民族仇恨和宗教情感的大爆发。总之，人们不可低估或忽视伊斯兰世界的综合实力。
伊朗伊斯兰以来，已经提供的四种政权更迭的形式后，认为在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关于建立地区性伊斯兰国家的主张，一旦由设想变为现实，将有可能提供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新形式。伊朗则是伊斯兰化的重要结果，因而有必要重视伊斯兰问题。
因为它不仅包括有形的行为体，还包括宗教思想、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等无形的因素。在宗教名义下的种种极端势力（教权主义、圣战主义、恐怖主义等），乃是当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所在地区构成严重威胁。
泛伊斯兰的活动本身体现了一种有组织的超国家、超民族的活力，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以协调各伊斯兰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所谓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对有关伊斯兰、经济利益问题的频繁磋商以及共同采取统一的行动等等，这在无形中形成了新的国际势力集团。
也许它暂时还不能作为国际生活中的一个主角登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迟早会成为国际角逐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迫使人们倾听它的声音并重视它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
泛伊斯兰组织及其活动的威力所在，除了受到当政者的支持和赞助外，还由于它的伊斯兰属性、它对伊斯兰传统的尊重和承继，从而得到穆斯林群众的欢迎，这种活力显然是以群众的支持为后盾的。
在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突袭后，以色列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美国还在地中海东部部署两艘强大的航母战斗群以表明威慑姿态。继任霍梅尼的伊朗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指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进行“种族清洗”，他说：“世界正目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进行的种族清洗，各方都不应要求任何人阻止某团体采取措施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罪行做出回应。”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加速演变，世界战略格局深刻调整，力量对比、斗争形态、军事形势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当今世界，处于大争之时，亟须战略谋划。战略入门分为三个概略的层次：第一个层次，能够对已经发生过的战略事件，做出正确分析，从中揭示出规律性的东西，以启发后人、启示未来。
第二个层次，面对复杂的现实战略问题，或将要出现的战略态势，能够洞察其本质，做出正确研判，明确未来走向。
第三个层次，能够对重大战略问题做出正确研判，明确走向，提出可行的对策筹划，解决战略难题，塑造未来的战略态势。
美国虽然霸权执迷，但总体难掩势颓，正在从唯一的超级大国转变为世界第一强国。未来，呈现“秦失其鹿，列国争雄”的态势。
如今国际“生态”发生质变，在国际社会这个“动物园”中，敢于使用武力谋求利益的“肉食”动物增多，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国际持续军事化。其中，尤以大国武力运用状况，最能体现战略实力消长，最能反映战略态势本质，最能揭示战略形势走向。
多年前打击塔利班政权，是美国重新塑造世界格局的重要一步。而2014年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虽然包含着深层的战略谋划，但更像是维护霸权、响应、维护地区利益的象征性举动，很像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基辛格博士指出，美国向IS宣战，主要是想向世界证明美国还拥有领导能力。
孙子讲，战胜不复。这一点，在冷战后美国的武力运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在海湾战争中，美军打的是空地一体战；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军打的是非接触作战和战略瘫痪战；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打的是精确作战和特种作战；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打的是快速决定性作战和网络中心战；在击毙本·的“海神之矛”行动中，美军用的是大体系支撑下的精兵作战。从中，既体现出美军作战创新的力度，也体现出美军实力提升的速度。
短短二十余年，美国的武力运用，从有联合国授权逐渐发展到没有联合国授权，其合法性越来越低。例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明确得到联合国授权；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难以得到联合国授权；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明显缺少联合国授权。实际上，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美国也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而是采取了“自我授权”的方式，当时已经引起俄罗斯等其他大国的高度疑虑，但当时各国与美国实力悬殊。
美国武力运用的国际阻力越来越大，目的逐渐难以达成。2015年11月媒体指出，一年前大张旗鼓支持美事打击IS的那些国家已经接近作鸟兽散，阿联酋、约旦、沙特等国“悄悄溜走”。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声称美国的军事行动为当地国家带来严重动荡，为地区形势带来诸多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也为美国威信带来了消极影响。进入2018年，经过多次博弈，美国已在中东地区丧失战略优势。
大国权力转移是指国际权力在不同大国之间发生移动，导致大国支配能力消长变化。1921年，英国和日本是盟友关系。日本有一个爱好，谁是世界老大，它就是谁的盟友。现在美国是老大，它是美国的伙伴，当年英国是霸主，它是英国的盟友。
当时，英国和日本的盟友关系每10年要续签一次。正在英国想和日本续签同盟条约的时候，美国人告诉英国人：“建议中止英日同盟。否则，将会成为英美关系的障碍。”英国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中断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可见，当时英国虽然还是世界老大，但实际上与美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已经开始了。
一个国家，从你有实力，到各国认为你有实力，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这个过程就是，你必须成功显示和运用了强大的实力，国际社会才会认为你是大国。
但是，这里有一个底线，就是无论你的经济和手段用得多么娴熟多么巧妙，只要没有体现出强大的军事能力，国际社会都认为你有成为大国的潜力，但还不是真正的大国。
一旦体现出强大的军事实力，很快就被当作世界大国看待。例如，沙俄打败瑞典之后，进入大国行列；日本1894年打败了大清，尤其是1905年打败了沙俄以后，被当作世界一流大国对待。
世界大国都是非常大的，有的是殖民地面积很大，有的是势力范围很大。领土面积大是成为世界大国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它不是充分条件。未来参与大国权力转移的国家就那么几个，作为棋手之一，中国要密切关注大国之间的分化组合，密切关注大国武力运用的战略态势。这些是地球上下棋的棋手，其余的国家大多是棋盘上的棋子。
霸权国家衰落之后，与新兴大国的关系将发生变化。衰落后的霸权国家往往会成为新兴大国的伙伴。例如，西班牙衰落以后，倒向它的战略对手法国；法国衰落以后，投靠它的战略对手英国，长期做英国的伙伴，一战、二战时候都是这样；英国失去霸主地位之后，倒向它的竞争对手美国，到现在仍然是美国的小伙伴。这已经不仅是一个特征，甚至是一条规律了。
在过去一代人的几十年里，很少有人尝试分析权力性质本身的转变，然而从企业到政府再到全球事务的每一个生活层面上，权力都正在转移。
300年来，西方科学将世界视为一台巨大的时钟或机器，其中可知的原因产生可预测的结果。这是一种决定论，完全有序的宇宙一旦启动，所有后续行动就按照计划进行。
美国在中东地区共有20多个军事基地，其中大部分都位于伊朗周边的国家，如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等。据权威统计，目前部署在中东的美军约5.4万人，其中卡塔尔的乌代德、阿联酋的哈弗拉及巴林的贾法勒港是最重要的三座。如果白宫决定在中东动武，三座基地将是美军的“发力点”。
乌代德还是美国空军指挥中东作战的“神经中枢”，一座花费6000万美元修建的要塞化建筑里设有CAOC，“云集来自美国各军种及盟国的军事人员，指挥系统堪称科幻，可调动在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等18个国家活动的美国或盟国空中力量”。
权力取决于因果链中的断裂以及没有预先安排的意外事件。换句话说，权力取决于宇宙和人类行为中的偶然性。
然而，权力不可能在一个完全偶然的宇宙中运行。如果事件和行为完全随机，我们会同样无法实现我们的意愿。如果没有一些惯例、规则性和可预测性，生活将迫使我们陷入无休止的随机选择。每一次随机选择都有随机的后果，让我们成为无可奈何的命运囚徒。因此，权力意味着这个世界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混乱和秩序并存。
